绘制一张精准的“循证决策地图”

这段时间以来，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循证医学中心主任杨克虎教授、陈耀龙教授和他们的团队比以往更忙碌，几乎是“白加黑”“五加二”连轴转。有时为了紧急任务，他们常常凌晨4点多还在挑灯夜战，一个个都熬出了“熊猫眼”。
从2月3日成立第一个课题组到目前为止，该团队与新冠肺炎有关的课题组已经发展为5个，并协助世界卫生组织建立了“COVID-19全球研究数据库”，实时共享中国疫情防控的研究证据，不仅第一时间给国内提供新冠肺炎研究方面的最新信息，同时也为全球战“疫”分享中国经验。
“循证医学”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事实上，它相当于医学实践的强大智库，英文名叫“Evidence Based Medicine”，简称EBM，直译为“基于证据的医学”。简言之，就是通过综合已有的研究结果，形成更为可靠的证据并服务于临床实践。
证据是循证医学的基石，它主要来源于设计合理、方法严谨的随机对照试验（RCT），以及对这些研究的荟萃分析（Meta分析）和质量分级，“有多少证据就说多少话”。“我们就相当于是卫生决策部门或医生背后的‘情报员’，通过查找、分析和评价现有的医学研究成果，发现医学规律，遴选更加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和药物，从而不断提高临床诊断和治疗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杨克虎介绍，通过循证医学提供的证据，拨开了纷繁复杂的“信息迷雾”， 让公众快速地获得大量相对准确的信息，也为临床医生绘制了一份精准的“证据地图”。
不同于其他实验室，循证医学所需的工作环境往往十分简约，借助一台电脑和一根网线就可以开展研究，通过全面检索各大数据库及其他数据来源，再科学整合证据，形成某领域的权威指南，并在实际应用中指导临床使用。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循证医学的背后不仅仅是科学的方法，更多的是付出与实践。
没有一手的临床资料，也没有身处一线抗疫地区，如何开展高质量的疫情研究？年初，疫情出现后，依靠科学家敏锐的“嗅觉”和医学专业的责任感，杨克虎和陈耀龙迅即成立新冠肺炎循证研究工作组，建立了团队，启动了一系列基于当前新冠肺炎证据的检索、评价和转化工作。
“项目前期，通过对各大数据库及其他来源的系统监测，我们全面分析了在此期间全球发表的 COVID-19相关文献。”陈耀龙介绍说，这些研究呈现多样性，从基础到临床，再到指南和卫生政策，为各个领域快速了解新冠的研究现状、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该团队还采用国际权威的方法学质量评价体系和报告质量评价体系，对COVID-19、SARS、MERS、埃博拉和寨卡等五种传染病的指南（标准）进行了系统评估，确立了五种传染病“指南（标准）地图”，为一线防控人员科学疫情防控提供了参考依据。
这是循证医学所呈现的最直接的效果，“就好比两军对阵，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侦察和情报工作是决胜的关键”。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疫情持续蔓延，而新冠相关的文献也呈快速增长的趋势，杨克虎和他的团队必须争分夺秒，迅速整理和集中有价值的证据，为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抢得宝贵的时间。
受省卫健委委托，该团队深入开展了“甘肃省COVID-19疫情防控措施及其效果评估”研究，总结凝练甘肃疫情防控的经验和特色，针对具体情况提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建议，为甘肃出台“新冠肺炎分区分级防控指导意见”以及将防控一级应急响调整为三级应急响应提供了决策依据。同时，面向政府多视角建言献策，先后就加强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加大疫情科研攻关力度、适时恢复高校正常教学工作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大部分均被甘肃省委采纳，列为全国政协重点督办提案，以及上报教育部等，为赢得战“役”不断贡献智库力量。
除此之外，该团队还不断加强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与国际证据援助联盟（Evidence-Aid）合作，第一时间向全球推出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最新证据。同时，与英国、美国、瑞典及加拿大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证据综合和卫生科学专家共同打造了“COVID-19交互式证据地图”，该证据地图应用最新信息技术，将每一项研究在地图上标注出具体地理位置，点击研究所在的地图位置，即可直接获得或下载相关研究的详细信息及全文。截至目前，由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循证医学中心团队提供的中国证据几乎占世界所有数据的一半，“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成为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的有力“武器”。
就是在这样的“简约”的环境里，依托现有的平台和条件，杨克虎和他的团队，从绘制“文献地图”到“证据地图”，再到一张张精准的“诊疗决策地图”，为循证抗疫贡献着他们的一份力量。“虽然我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疫情防控形势也积极向好的态势拓展。但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远没有结束，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战斗也才刚刚开始。”杨克虎说。

记    者：尹晓军

通讯员： 法伊莎
编    辑：彭雪亮